生成式AI掀开了自动化创作的新篇章，它将创作者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职业替代的广泛忧虑。“智能替人”与“人智协作”的争论指向人机关系这一议题。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技术与人类均被视为能动的行动者，二者关系是在一个异质交织的网络中动态生成的。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以“织造”这一具象概念加以阐释：编篮过程中篮筐的形态并非由人将预设形式强加于藤条，而是在手指与藤条的韧性互动中逐渐涌现。“织造”提供了一种反形制论的研究视角。依此理解人机关系，有助于我们超越僵化的结构预设，将其视为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展开的动态对话和彼此纠缠的“力量场”^[1]。

然而，“织造”如何发生？既成的人机关系能否重构？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探究。基于个案，本文提出人机关系重构的核心在于技术想象的再生产。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媒体或大众层面的想象构建，往往忽视了个体如何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主动参与技术想象的生产与传递，并由此介入人机关系的塑造过程。基于此，本文提出“技术想象的展演”这一概念，尝试从社会表演的视角为人机关系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一、人机关系与技术想象 1. 反形制论视角下的人机关系

人机关系的研究是人与技术的时代性探索。随着智能技术的兴起，不少学者尝试将智能技术视作具有拟主体地位的行动者，并对人智关系进行探索。如彭兰认为人在控制和驯化智能机器的同时，也深受智能机器的影响^[2]。她将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归结为“人机协同”“人机交流”和“人机共生”^[3]。丁方舟和张多则借鉴技术现象学的视角，提出人机关系的四种类型：驯化关系、诠释关系、它异关系和互构关系^[4]。

人机关系的探究已逐渐从传统的哲理层面的固有分析，转向将关系作为一种互动之中的涌现，从而“放回到生活世界中，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探寻人与技术之间的动态形塑”^[4]。玛丽·格雷（Mary Gray）在数字零工的身上看到，人机协同过程不仅仅是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无间配合，有时还需人工劳动为机器填补缺陷与不足^[5]。孔舒越发现算法扮演的角色差异并非由设计者或使用者的意图决定，而是在诸多要素的共同参与中实现的^[6]。这些研究延续着新物质主义“反形制论”的学术视角，反对将人机关系理解为人或技术特性的单向决定，拒绝将两者置于主客二元的塑造与被塑造框架内，从而强调人与技术在互动中不断涌现出新的能动性与行为模式。在此脉络下，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涌现，关注其中蕴藏的主体能动性，正是使人机关系这一经典议题不断延展新意的重要方向。

2. 以技术想象切入人机关系

想象是人们社会存在的方式，人们通过想象理解彼此，表达自身的预期和希望，重塑日常互动与生活方式^[7]。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提出“社会技术想象”，将其界定为“由特定机构和制度稳固支撑的集体持有的公开展示的理想未来的愿景。这种愿景由社会生活形态与社会秩序的共同理解激发，并通过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得以实现和支持”^[8]36。

想象体现着某种间性，由于其“超越了纯粹描述性话语的规范性纬度”^[9]，为人与技术的“对谈”提供可能。在想象中，技术不再以生硬的姿态侵入人的生活世界，而是展现出灵活的可解释性^[10]24，使人能够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不断地思考和预演如何恰当地安置技术。如独龙族女性将手机的社会技术想象与生命历程结合，从而获得新的社会生活秩序^[11]。残障者通过技术想象将“为所有人设计”的数字媒介，打造成为指向残障者自身的技术意涵^[12]。流动人口为监控构建出新的想象，使其成为亲情维系的媒介^[13]。这些研究展现出特定人群如何通过“对技术形式、内容、表现等方面的再创造”^[14]与自身生存发展相勾连，从而关注“想象作为意义产生过程的动态性及其所形成的意义网络”^[12]。

但人机关系的构建还发生在复杂的社会场域之中，意味着以技术想象切入人机关系研究，需要考虑生成的想象如何传递并产生外部影响。技术想象通常被视作意义争夺的资源。如X光的技术想象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体现了近代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性转变的复杂交织^[15]。元宇宙的技术想象背后是技术公司和公众关切之间产生的意义争夺^[16]。类似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国家、商业机构、公众媒体等主体，对未掌握充足话语权力的普通群体关注不足。如果能够关注到普通人如何生产和传递技术想象，也就能更进一步理解人如何能动地介入人机关系的生产之中，关注能动性的施展恰恰是STS研究的题中之意。关注“制造差异”而使事态发生转变的能力，是STS研究者共同的学术旨趣。

本文关注QQ群写手的个案价值正在于此。他们的日常工作富含“文化表演”色彩，借此不断生产并传播关于生成式AI的特定想象，最终策略性地重塑了自身与AI的关系。当然，跳脱出技术想象本身，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下审视，以表演的方式构建和传递想象的做法，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已有探究。《烧纸》一书便认为，烧纸作为一种社会表演仪式，正在不断传递与再生产中国民间基于“事死如事生”观念所形成的对阴间世界的想象^[17]284。从这个层面而言，本文的努力在于将社会表演理论融入技术想象的脉络里，提供微观个体参与人机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观察视角。

二、QQ群网络文案写手与观察方式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QQ群网络文案写手”，主要业务包括企业文案策划、自媒体内容撰写等。该名称源于其通过QQ群承接文案任务的工作方式。文案工作室通常通过淘宝、小红书、微信等平台发布“文案代写”广告吸引客户，随后将订单转发至QQ群，由写手自主选择接单。

客户多为企业文策人员、自媒体运营者或平台编辑，虽具备较强的文字能力，但因工作负担重，不得不将部分任务外包。QQ群写手报价低廉，一般为8—50元/千字，远低于客户自身单位时间劳动收益。该职业入行门槛低，申请者仅需通过1—3次试写（每次约三百字）即可加入，无需面试或严格背景审核。对工作室来说，扩大营收的关键在于增加订单量和招募更多的写手，以便从中获得更多的抽成。因此，他们通常会降低写手的准入门槛，尽可能多地吸纳新成员。这种低门槛的招聘策略，使得QQ群写手成了一个几乎任何人都能从事的职业。客户们如果对文案有高质量的期待，则会选择其他网络文案服务者或文案外包公司，只有那些只求“不犯大错”“垒字数、碓篇量”的文案任务才会交予QQ群写手。

生成式AI指智能算法模型通过已有的相关文本进行概率性的认知模拟，进而生成内容的技术^[18]。2020年后，生成式AI迅速发展，本应最容易遭受AI替代的QQ群写手，却策略性地通过表演性实践，重构关于这项技术的想象，将自身重新定义为“智能化写作服务提供者”，构建起“人智联结”的人机关系。

本研究自2024年2月启动，通过三个工作室负责人，加入76个QQ群进行观察。具体分为三个阶段，2024年2月至6月，在获得工作室负责人允许的情况下“潜水”在QQ群里，观察QQ群写手日常的“接单”和“完单”信息、工作谈话和日常闲聊等内容，参与QQ群组织的各类文案培训、讲座和交流会。2024年6月至12月，以参与式观察的方式成为写手，使用生成式AI创作文案并获得“金牌写手”称号，其间开展深度访谈，并请30位写手每半月录屏一次工作的全程视频，以分析其AI使用行为。2025年1月至3月，在征得同意后进入写手家中，实地观察其工作环境与真实生存处境。

三、“智能替人”与职业意义的破坏

“快”是QQ群写手区别于其他文案职业的突出特征。8号受访者曾连续一个月，每日完成8000字文案。在他家中，书桌上的节拍器滴答作响，他要求自己每响必敲击一次键盘。一对残疾人夫妻共用一个QQ号接单，轮班写作昼夜不休。他们直言：“努力就是快，要快才有回报。”“合二为一”不仅换来惊人的速度，更为他们收获更高分成和更多写作机会。对写作速度的互相攀比，形成了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描述的“赶工游戏”^[19]。客户对时间的要求极为苛刻，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工作室会根据写手过往的完稿速度，决定任务的分配。一些报酬丰厚的任务往往被视为对“快手”的奖励。

然而，与极力强调“快”形成对比的是普遍被轻视的“质”。1号受访者曾在KTV里边哼歌边赶稿，误将歌词写入文案，交稿后却无人指出，反因交稿快获得A级评价。在职业生态学中，每一种职业都占据着独特的生态位^[20]。从工作室招揽客户时强调的快速交付，到写手的考核、任务发布，再到写手自身对工作完成的承诺，每一个环节都不断强化着“快”的职业特征。这与那些“求得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精雕细琢型文案写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快”虽为QQ群写手带来了独特的生态位置，却也使其在生成式AI的冲击下显得尤为脆弱。

生成式AI伴随着技术迭代而日益精进。曾经以写作速度为核心的QQ群写手已比不上生成式AI的“一键生成”。写手订单锐减、收入骤降。一个工作室曾在整月内仅接到14单，总报酬不足300元，却要支撑29名写手的生计。

面对职业存亡危机，绝大多数工作室和写手将生成式AI视作“敌人”，开始强调“纯手工制作，无机器代劳”的创作理念，通过与生成式AI划清界限，试图求得职业生存。当时，几乎所有工作室都为写手们下达了一条工作红线，一旦发现写手使用AI，即刻赶出工作室，永不录用。为了追查AI的使用，一些工作室开始使用AI检测工具审查成稿。一些更为严苛的工作室则要求写手在共享文档中进行写作，以便客户和工作室负责人能实时看到写手们一字一词地输入。然而结果却收效甚微，写作任务持续性地减少。有些写手一个月仅能接到一单任务。写手们开始思考如何能与AI结成“朋友”，如何将其纳入自身的职业体系里。

四、想象的再生产与“人智联结”的关系再造

写作者们意识到，将AI纳入职业体系必须界定其“文化身份”，并为之确立恰当的职业定位。在日常工作中，他们通过一系列具有仪式性的行动，重塑对AI的技术想象，并构建起“人智联结”的新型关系。

1. “做文案”中的关系隐喻

“写文案”已被“做文案”的提法取代。“快”不再是被推崇的首要职业能力，如何理解和处理“人智关系”成为关键。为了确立自身在智能化写作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写手们通过父母与孩子、弟子与哲人、裁缝与布料三种隐喻，构建出新的技术文化叙事。

“父母与孩子”这一隐喻体现了写手对生成式AI的“喂养”。写手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搜集、筛选和预处理材料，再将这些材料“喂”给AI。有写手说“要荤素搭配”，指需要合理配置不同类别资料的投喂比例。写手所言的“营养很重要”则强调不能盲目投喂原始文本，必须经过人工筛选与初步加工，以提升AI生成结果的质量。如专攻品牌文案的写手2号受访者就积累了超过6G的专业资料，并将其分类存储于二十几个命名生动的文件夹中：“大白粥”指尚未整理、量大但质低的原始材料；“安格斯牛排”代表经实践验证可用的优质文本；“毒蘑菇”则指那些曾导致生成结果混乱或不可用的失效资料。写手将AI视为需要“哺育”的“孩子”，而自身则扮演提供养分、引导成长的“父母”。

“弟子与哲人”的隐喻聚焦于写手与AI之间的提问互动。一位新手写手曾感慨，生成式AI如同孔子、耶稣或苏格拉底，虽无所不知却从不主动开口，必须通过持续追问才能激活其智慧。这一比喻在写手群体中引起广泛共鸣。写手们将自身视为“弟子”，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频繁提问与AI构建起良性的“师徒”关系。1号受访者每天甚至提问上百次，内容远超写作范畴，包括问候同事、缓解疲劳，为退休母亲规划生活等方方面面。在他看来，唯有勤于发问的“好弟子”，才能成为“好写手”。

“裁缝与布料”的隐喻突出体现在文本后处理阶段。在该环节中，写手通常会要求生成式AI产出数倍于需求的文本，以获取充足的“原始布料”。然而，这些生成文本往往片段零散、逻辑薄弱，需要写手以裁缝般的技艺进行拼合、修补、剪裁，才可形成最终稿件。有工作室负责人在培训中强调，写手应该侧重于对现有材料的重组与优化。这一隐喻已深刻融入写手的日常语言：当面对杂乱文本时，他们会抱怨“难以缝合”；若成品不佳，负责人则会建议“重新裁切”。

这些隐喻的日常运用，实际上是写手们所进行的持续性的文化表演。他们或许并未完全察觉，但这些隐喻共同构成了关于生成式AI的文化叙事，即AI无法独立完成写作，必须与人类协同工作。然而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疑问：如果AI始终需要人类参与，为什么必须是这群写手？为此，他们进一步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构建出诠释机构与智能专家的叙事，试图在人智联结中奠定自身不可替代的地位。

2. 诠释机构和智能专家塑造

维系职业地位必须宣称自身更具专业性^[21]，写手们的核心策略在于将“人智联结”建构为一项专业成就。工作室将自己构建成生成式AI知识的诠释机构。它们通过征集写手使用AI的算法故事编制工作手册，并举办如“如何让AI服务商品详情页”等主题培训。参加这些培训时，写手总是格外关注，生怕自己错过任何一个知识点。如2号受访者的录屏中曾记录了他当时参会的场景。当时，电脑屏幕被他分割成了腾讯会议、网易云笔记和讲座所重点关注的Kimi三个部分。Kimi随着腾讯会议的讲述而随时摆弄，网易云笔记则随着腾讯会议中PPT的变化从空白变得丰满。在一次次的听讲、发言、记录和回顾中，写手们对生成式AI逐渐形成共识，工作室也将自己建立为人智联结的教导员和相关知识的把关人。

工作室负责人还通过社交媒体强化这一专业形象。一位工作室负责人每天在小红书、知乎和抖音分享AI写作技巧，虽不直接推销服务，却在内容末尾附上智能写作技巧分享群的二维码。群内发布带有大水印的培训材料，强化工作室的品牌认知，塑造其智能写作权威地位。他尤其重视回应群内提出的AI不智能的问题，因为他深知“智能不智能”之时，是客户敲门的时刻。以往客户仅了解工作室整体水平，而非具体写手。如今，写手则必须凸显为智能写作专家。工作室要求写手撰写个人履历，明确标注擅长的AI模型、领域及智能写作经验。12号受访者提及当自己尝试成为一名QQ群写手时，一位工作室负责人曾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为自己润色一份不足五百字的简历。负责人反复斟酌词句，仔细推敲表达。但最终完成时却在简历下方注明：“以上皆由AI根据个人文案工作经历生成。”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客户传递12号受访者是使用生成式AI的专家，以赢得客户的信任。

3. 专业术语构建内外之别

乔安妮·布朗（JoAnne Brown）认为职业权威具有内在张力。从业者既需展示专业能力以获得社会认可，又需垄断知识以维持排他性。这迫使其发展出一套精密的专业语义系统，在不泄露核心知识的前提下展示专业性，构成一道维持垄断与传播权威间平衡的软性壁垒^[22]。

QQ群写手正是如此。在参加关于向生成式AI提问技巧分享会时，原本以为“提问”是通俗易懂的概念，却在两小时内被“输出塑造器”“多模态提示语”“涌现属性”“级联激活”等术语淹没。这些词汇对外行而言晦涩难懂，却在写手群体中形成共识，成为内部共通语言。

许多工作室还要求写手在提交成稿时附上一份操作附录，详细列明AI使用流程。以6号受访者的某次任务为例，附录中充斥着模型名称、参数设置和操作方法（如“Temperature值为0.4”“Top-K值为95”），并强调通过了“抽象-具体循环法”和“细节增强策略”进行优化，最终从近40万字的生成内容中裁切出2万字成稿。有趣的是，一位写手反复修改附录仍未能通过，最终借助AI将文本变为“更学理化、更让人看不懂”，才满足要求。这体现了“内部开放化”与“外部黑箱化”的技术想象运作机制^[23]。对内，写手共享技术细节；对外，则刻意强化技术使用的神秘性与专业性，从而将“人智联结”塑造为QQ群写手群体的专属能力，牢牢掌握与AI协作的“职业管辖权”^[20]。

五、“技术想象的展演”的提出

QQ群写手人机关系的扭转关键在于构建了新的技术想象。在承认AI效率的同时，强调人的深度干预不可或缺，进而将这种干预本身复杂化与专业化，宣称驾驭AI需掌握其深层逻辑与精妙技巧。最终，通过构建专业话语与技术壁垒，他们将AI定位为一种必须经过严格训练才能操作的专业工具。由此，AI的角色从“替代人力”转为“需要（特定专业）人力”，写手们借此稳固了自身在技术演进中的职业地位。

1. 需要展演的技术想象

在职业社会学中，职业不仅是通过劳动谋生的身份，更是借助符号分类与意义赋予，将自身与某些业务自然化和合法化的结果。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强调职业者需要借助抽象知识在生态系统运作中确立对某类业务的专属权^[20]。托马斯·吉恩（Thomas Gieryn）用“边界工作”描绘科学家如何通过划定界限的方式获取阐释“特定现实领域”的职业权威^[24]392-443。

在向智能文案服务转型的过程中，QQ群写手面临的核心命题是如何获取社会信任并建立职业权威。为此，他们必须向外界证明“我能完成这项工作”以及“只有我能完成这项工作”。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tephen Hilgartner）认为这一证明需要巧妙地使用“信息控制”以及“舞台管理技术”^[25]。QQ群写手想要获得智能文案服务工作的职业管辖权，就不得不向外界展示这项技术的魔力，以及这种魔力为什么需要专业的人士介入才能得到完全的激发^[21]。

相比过去研究者所观察到的技术想象的传播，QQ群写手显然不属于“有能力投射”他们想象的群体^[9]。但对于他们而言，自己的言谈举止就是技术想象传达的媒介。他们在一次次地“接单”和“结单”中，以日常工作实践的方式将技术想象向外界展演。

展演是社会学中常用的表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人的社会互动视作舞台表演，认为个体通过精心管理自我呈现来塑造他人对自己的印象^[26]。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吸纳言语行为理论将这种表演理论更进一步推导至“过程中的主体”层面^[27]。这一观点有助于理解职业实践及其表现的专业主义如何生产职业主体。本文在结合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技术想象的展演”的概念，用以说明日常化的微观行动中表现和传达的技术想象。

2. “技术想象的展演”的观众与秩序

（1）作为与观众沟通和协商的展演

表演者通过刻意设计的行动，将身份认同、社会规范等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序列呈现给观众。“没有观众就难以形成展演。^[27]”技术想象也是展演者与观众的互动交流过程。观众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通过反馈参与到“技术想象的展演”的意义传递中。

QQ群写手初遇生成式AI时进行的是“逆向技术想象”的构建，试图将这项技术描绘为处处不如人类，从而这项技术排除在职业系统之外。但这样的想象显然没有收获客户的认可，使得这种想象成为一种自说自话，“无法对物质的、社会的，或是制度行动产生影响”^[23]。后来，写手转而将AI塑造为美好的技术愿景，才在客户认可的基础上，逐步推动了职业权威的建构。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所运用的印象管理、剧班、前台和后台等概念，就是为了说明展演本身就是展演者与观众的交流与协商，展演必须考虑观众的在场。“技术想象的展演”也意在强调这一点，技术想象的传达必须考虑这种想象能否获得其他关键主体的肯定，以及在多大范围动员其他主体加入这种技术想象的共同构建中。

客户或许只是戈夫曼所言的“前排观众”，写手展演的技术想象还面向其他类型的文案同行和更广阔的社会人群。QQ群写手的不少客户来自文案同行的转介。这些文案同行和QQ群写手的生态位不同，他们更专注于少而精文案的创作，一旦遇到需要快速成稿、报酬又不高的工作，便会转介给工作室负责人。这体现了同行也加入生产这种技术想象的行列之中。为此，工作室负责人从不宣称AI能直接生成“精美、有传播力”的文案，以避免威胁同行利益，破坏彼此的友善关系。

（2）技术可供性与职业场域中的展演秩序

“技术想象的展演”需立足于技术的可供性与自身职业场域，在二者间寻找恰当的想象空间。技术的可供性既为想象提供可能，也构成其限制^[28]。QQ群写手在展演技术想象时，始终离不开生成式AI的具体功能及其交互界面。例如在向客户说明AI如何助力电商运营时，他们通过案例和术语，详细演示如何上传资料、设计提示词，以生成直播话术、商品详情页、客服回应乃至促销短信。“技术物和技术逻辑影响着想象力的可及范围，限定了技术剧本在何种程度上被重新理解和编织。”^[12]一旦展演脱离真实的技术基础，便难以取得他人的认同。如7号受访者因在附录中错误地将ChatGPT特有的“画布功能”向客户说明为Kimi的功能，引发客户强烈不满，甚至质疑整个智能写作服务的可信度。此后该客户再未购买智能写作服务。

尽管可供性提供了多种面向的可解释性，但“技术想象的展演”必须根植于展演者所处的社会与职业场域。正如黄贺铂对MCN与直播平台的研究所示，技术想象源于从业者如何在自身行业生态与技术可供性之间建立联系^[29]。同样，QQ群写手在构思生成式AI的应用时，也并未脱离其原有的职业脉络。他们在想象与设计技术可能性的过程中，始终将过往的客户需求、工作室运作模式等现实因素纳入考量。可以说“技术想象的展演”，实际上是基于“想象的可供性”而进行的“职业情境化”的发挥。

（3）“技术想象的展演”呈现的特征

“技术想象的展演”依托人际互动展开，因而呈现出不同于行政或媒体传播的特征。首先，以往研究常将技术想象视为“后验概念”，认为其“对技术与社会碰撞的当下不敏感”^[30]。但“技术想象的展演”则发生在即时行动中，随每次互动细微调整，因而具有明显的时间敏感性与微观演化特征。QQ群写手对生成式AI的态度从排斥到接纳仅用半年，再到形成“AI需专业介入”的共识也只用了数月。意味着研究者不必等待新技术沉淀为旧技术之后才进行回溯式追溯，而是可以在技术落地的当下观察并分析技术想象。其次，这一展演深深嵌入具体的互动情境之中，带有鲜明的“临场感”。若技术想象仅停留于文字描述与言语讨论，往往难以使人切身感知特定群体对技术的理解与体验。而通过展演，技术想象能够在演示过程中将观众“带回”技术实践发生的现场，使人更易认同该群体对技术的描绘与诠释。再则，“技术想象的展演”更具有双向性。展演者的想象需获得观众认可才能持续，而观众的反应、提问甚至质疑也会促使展演者调整其技术设想。这意味着展演者的想象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观众的认知，才能获得观众的支持。最后，“技术想象的展演”体现的是一种外化形式的想象，相比于对技术的认知和期待，它更注重从技术实践中捕捉那些显而未觉的表演性和仪式性活动，并相信这些活动对于人和技术关系的生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意义流。

六、总 结

本文通过观察QQ群网络文案写手群体，探讨其如何借助“技术想象的展演”将人机关系从“智能替人”织造为“人智联结”。如果说人机关系依托于技术想象而生成，那么“技术想象的展演”揭示人类主动参与这一关系建构的具体途径，表明人机关系是一种被“做”出来的社会现实。

社会表演理论中，韦斯特和齐默尔曼吸纳了戈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的思想，将其纳入性别生产和性别关系构建的讨论中，提出性别是“做”出来的^[31]。如果将这样的理解方式套用在人机关系的理解上，“技术想象的展演”有助于将人机关系纳入互动生成关系的讨论中，将人机关系视作嵌入人日常互动的“惯例性达成”。本文提出“技术想象的展演”，就在于强调人机关系的“进行时”时态，将人机关系讨论的注意力从谁占据主导的定性和归类式探讨，转向“如何共同相处”的互动过程。它既重视人与技术各自的主体性，也关注关系得以生成的具体社会情境。

“做关系”也意味着人机关系置于广泛的异质、多元的行动者网络里。该案例不仅包括写手与AI，还融入了工作室、客户、同行等行动者，共同编织成一张涵盖生计、雇佣、委托、竞争与合作等多重关系的复杂网络。人机关系不应被简单看作独立存在的联结形式，而是始终嵌入在更大的社会-技术结构之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生成式AI的理解得以从一种超越社会语境的、“自有逻辑”的“新兴技术”，回归到始终嵌入使用情境、并被人不断塑造和赋予意义的“日常技术”的学术谱系里。它并非悬浮于生活世界之外的技术奇观，而是已在具体实践、话语和制度中被持续驯化的技术实体，从而为理解智能技术提供更具有生活世界解释力的理论路径。

数据可用性声明：本论文主要采用民族志观察的研究方法，不产生或分析任何数据，因此无论文关联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