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石油集团超深层复杂油气藏勘探开发技术研发中心, 新疆 库尔勒 841000;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超深层复杂油气藏勘探开发工程研究中心, 新疆 库尔勒 841000;
4. 长江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 武汉 430100;
5. 湖南科技大学 地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2. R & D Center for Ultra-Deep Complex Reservoi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CNPC, Korla 841000, Xinjiang, China;
3.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Ultra-deep Complex Reservoi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Korla 841000, Xinjiang, China;
4. School of Geosciences,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 China;
5.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Hunan, China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含油气盆地,油气资源丰富,具有多个含油气系统,从寒武系到古近系均有发现,近年来在深层古生代的勘探发现尤其突出[1-2],然而在中生代油气发现较少,与整个盆地的勘探面貌不相匹配[3]。塔北中部地区指塔北隆起中部,包括哈拉哈塘、热普、哈得、金跃等区块,面积为2×104 km2[4]。该区中生界发育了一套三角洲、浅水三角洲和河流相沉积,厚度达2 000余米,储层发育,三叠系湖相泥岩厚度大,面积广,可形成区域盖层,而侏罗系和白垩系内部的浅水三角洲前缘部位泥岩也较发育,可形成局部盖层[5-6]。古生界的油气通过走滑断层直达中生界,提供了较好的油气来源,具有较好的成藏条件[7]。勘探钻探表明,中生界油气显示丰富,油气显示井点约200多个,发现油层约10余层,且在相邻的中国石化矿区已有建产,显示出较大的勘探潜力[8-9]。
塔北地区中生界构造上为一大型的单斜,地层南高北低,缺乏大型的区域性北斜构造,尽管发育了3个大型的走滑带,但走滑带内的断层规模均较小,封堵范围有限,难以形成大面积封堵的大型构造圈闭,只能形成局部的岩性-构造圈闭[10-11]。要确定这种小规模的岩性-构造圈闭,则需要对其沉积分布进行精细的刻画,查清砂体发育特征,特别是砂体的尖灭情况,方能对圈闭进行评价,实现勘探突破[12]。目前塔里木盆地中生界物源体系尚不明确,沉积相分析以区域为对象,井点和有限的地震剖面为基础,仅刻画出沉积体的趋势,不能很好地体现出砂体的发育和展布特征,难于指导岩性油气藏的勘探。物源分析是含油气盆地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用来确定盆地沉积体系的物源供给方式、性质以及搬运方式,也是判断有利储集相带分布范围及古湖盆重建等的重要依据[13-15]。近年来塔北地区进行了连片地震处理,形成了覆盖面积达5×104 km2的三维地震体,为进一步明确物源体系,深化沉积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依据新处理的5×104 km2的地震资料,利用300余口井的钻测井资料及40余口井的分析测试数据,通过矿物成分分析、砂地比计算、地震属性特征分析及测井响应特征提取等方法,基于源-汇耦合控砂的原理,从整体上厘清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的物源转换特征,并结合塔里木盆地构造演化阶段及周缘造山带发育特征探讨物源转换成因及沉积充填响应过程,深化塔里木盆地中生界湖泊-三角洲-河流沉积模式,降低储集砂体的预测风险,以期为该地区中生界岩性地层圈闭成藏条件分析及勘探决策提供借鉴。
1 地质概况塔里木盆地介于巨型的天山山脉与昆仑山山脉之间,东侧边缘以阿尔金断裂带为界,面积达5.6× 104 km2[16]。盆地构造复杂,基底分异明显,可划分为库车坳陷、塔北隆起、北部坳陷、中部隆起(巴楚隆起和塔中隆起)、塔西南坳陷(西南坳陷和唐古坳陷)与东南隆起(东南隆起和东南坳陷)等多个一级构造单元[17]。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主要位于塔北隆起和北部坳陷的中部,西临南喀英买力低凸起,东临轮南低凸起,北与库车坳陷接壤,南至满加尔凹陷(图 1a),总面积约1.8×104 km2[18]。哈拉哈塘—哈得地区自奥陶系沉积以来是塔北隆起南缘斜坡的一部分,沉积构造演化相对简单[10],主要经历了早加里东运动古隆起雏形期、中晚加里东—早海西运动期古隆起形成阶段、晚海西—印支运动期断隆发育阶段(克拉通内坳陷和前陆陆内坳陷)、燕山—喜山期调整定型阶段(陆内坳陷)等多期特征构造演化阶段[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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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图 图 1 塔里木盆地塔北隆起构造单元划分(a)(据文献[18]修改)及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岩性地层综合柱状图(b)(据文献[19, 21]修改) Fig. 1 Division of tectonic units in Tabei uplift (a) and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Mesozoic in Halahatang-Hade area (b), Tarim Basin |
哈拉哈塘—哈得地区发育震旦系—泥盆系海相沉积地层、石炭系—二叠系海陆交互相沉积地层和中新生界陆相沉积地层[10]。研究区中生界三叠系和白垩系发育较为完整,侏罗系缺失大部分地层,其中三叠系以浅深灰色、灰黑色泥岩夹浅灰、绿灰色岩屑砂岩为主,水体相对较深,为半深湖—三角洲沉积,自下而上由俄霍布拉克组、克拉玛依组和黄山街组组成[22],依据地震反射特征及钻、测井分层可划分为TSQ1,TSQ2,TSQ3及TSQ4等4个三级层序(图 1b);侏罗系以浅灰色含砾砂岩、砂岩及灰色泥岩为主,水体深度中等,为浅湖—三角洲沉积,在研究区仅发育阳霞组,可划分为JSQ一个三级层序(图 1b);白垩系以棕褐色、灰绿色粉砂岩、棕红色粉细砂岩夹棕褐色、灰绿色泥岩为主,水体相对较浅,为浅湖—三角洲—河流沉积,自下而上由舒善河组、巴西改组和巴什基奇克组组成[4, 18, 21],依据地震反射特征及钻测井分层可划分为KSQ1,KSQ2,KSQ3,KSQ4,KSQ5,KSQ6,KSQ7等7个三级层序(图 1b)。
2 物源转换证据 2.1 轻矿物特征矿物之间具有严格的共生关系,通过陆源碎屑矿物组合特征及含量的变化趋势,可以追索物源方向、恢复母岩性质[23-24]。在沉积物搬运过程中,不稳定矿物成分不断减少,而稳定矿物几乎不发生变化,因此,可通过矿物成熟度(稳定矿物与不稳定矿物的比值)来指示物源方向,即石英/(长石+岩屑)。从矿物成熟度等值线图(图 2)可以看出,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三叠系矿物成熟度由东北部向凹陷中央逐渐增大,显示该时期具有东北部1个物源区,且轻矿物组合分布特征显示,东北部区域以中高石英、低长石、高岩浆岩岩屑含量为特征,说明其母岩类型主要为岩浆岩(图 2a);侏罗系矿物成熟度由北部、东南部向凹陷中央逐渐增大,显示该时期具有北部和东南部2个物源区,且轻矿物组合分布特征显示,东南部区域以高石英、中等长石、中等岩浆岩岩屑和变质岩岩屑含量为特征,北部区域以高岩浆岩岩屑和变质岩岩屑、低长石含量为特征(图 2b);白垩系矿物成熟度由北部、南部向凹陷中央逐渐增大,显示该时期具有北部和南部2个物源区,且轻矿物组合特征(图 2c)显示,南部区域除RP6-2 X井区变质岩岩屑含量较高外,其余以高石英、中等长石、低岩屑含量为特征,北部区域以高石英、中等长石、中等岩浆岩岩屑和变质岩岩屑含量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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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图 图 2 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矿物成熟度及轻矿物组合特征 Fig. 2 Mineralogical maturity and light mineral assemblages of Mesozoic in Harahatang-Hade area, Tarim Basin |
重矿物是指碎屑岩中密度大于2.86 g/cm3的碎屑矿物,通过重矿物组合特征及ZTR系数(重矿物稳定系数)的相对含量,可以判断其母岩类型及物源方向[23, 25]。从研究区ZTR系数等值线图(图 3)可以看出,三叠系ZTR系数由东北部向凹陷中央逐渐增大(图 3a),显示该时期至少有东北部1个物源区,其重矿物组合表现为赤褐铁矿+磁铁矿组合(岩浆岩)和石榴石+磷灰石+云母组合(变质岩);侏罗系ZTR系数由北部、南部向凹陷中央逐渐增大(图 3b),显示该时期发育北部和南部2个物源区,其中北部为十字石+云母+磷灰石+石榴石组合(变质岩)和磁铁矿+赤褐铁矿组合(岩浆岩),南部为黄铁矿+赤褐铁矿+磁铁矿组合(岩浆岩)和石榴石+绿帘石+重晶石+锆石组合(变质岩);白垩系ZTR系数同样由北部、南部向凹陷中央逐渐增大(图 3c),显示该时期同样发育北部和南部2个物源区,其中北部为磁铁矿+赤褐铁矿+白钛石组合(中基性岩浆岩)和石榴石+电气石+绿帘石组合(变质岩),南部为赤褐铁矿+磷灰石+钛铁矿组合(岩浆岩)和石榴石+绿帘石组合(变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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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图 图 3 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ZTR系数及重矿物组合特征 Fig. 3 ZTR coefficient and heavy mineral assemblages of Mesozoic in Harahatang-Hade area, Tarim Basin |
砂岩厚度和砂地比一般沿沉积走向发生规律性变化,在沉积主流线的高能相带多具有较大的砂岩厚度和较高的砂岩含量,可用于指示物源方向[23]。从研究区砂岩含量等值线图(图 4)可看出,三叠系TSQ2时期砂岩含量由北东向南西方向逐渐减少,说明该时期沉积物物源主要来自北东方向(图 4a);侏罗系JSQ时期砂岩含量由南东向北西方向逐渐减少,说明该时期沉积物物源主要来自南东方向(图 4b);白垩系KSQ2时期砂岩含量由南向北方向逐渐减少,说明白垩系时期沉积物物源主要来自南方(图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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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图 图 4 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典型三级层序砂地比特征 Fig. 4 Sandstone percent of the Mesozoic typical third-order sequence in Halahatang-Hade area, Tarim Basin |
地震属性可较好地体现沉积体的结构特征,是刻画沉积相分布的一种重要的方法。研究区均方根振幅属性(图 5)显示,三叠系TSQ2均方根振幅属性结构呈北东—南西方向,且北东方向的振幅属性较强,说明该时期物源可能来自北东方向;侏罗系JSQ均方根振幅属性结构呈南东—北西方向,且南东方向的振幅属性相对较强,说明该时期物源可能来自南东方向;白垩系KSQ2均方根振幅属性结构整体都呈南—北方向(图 5c),且南部区域振幅属性相对较强,说明该时期物源主要来自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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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图 图 5 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典型三级层序均方根振幅属性(RMS) Fig. 5 Root mean square amplitude attribute of the Mesozoic typical third-order sequence in Halahatang-Hade area, Tarim Basin |
测井作为沉积相标志的一种,是识别沉积体系展布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测井响应特征。三叠系TSQ2东北部区域测井曲线主要为齿化箱形,砂体呈块状,较少出现反韵律的沉积序列,表明其可能主要是河道沉积,与其平原沉积环境相一致;中南部区域测井曲线主要为漏斗形、箱形、钟形,部分层段呈指状或平直状,砂体厚度相对较小,泥岩以灰黑色、灰绿色为主,表明该区域可能为水下三角洲前缘或湖泊的沉积环境(图 6a)。侏罗系JSQ南部区域测井曲线以齿形为主,局部层段可见厚层砂岩,砂泥岩以红褐色为主,揭示了水上沉积环境的特征,可能为泛滥平原沉积;中部区域测井曲线为厚层叠置箱形,砂体呈厚层块状,少见反韵律沉积序列,表明其可能主要是河道沉积,属三角洲平原沉积环境;北部区域砂体单层厚度明显减小,但整体厚度明显增大,泥岩主要为灰绿色、灰黑色,测井曲线主要为齿化箱形、漏斗形,说明北部区域为该时期沉积中心,且为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和河口坝沉积(图 6b)。白垩系KSQ2测井响应特征与侏罗系JSQ具有相似性,但分界线略有差异,南部区域测井曲线以齿形为主,局部层段为箱形或钟形,揭示了泛滥平原河道的沉积特征;中部区域测井曲线以厚层叠置箱形为主,砂体呈厚层块状,少见漏斗形,揭示了三角洲平原支流河道的特征;北部区域测井曲线以漏斗形、箱形、钟形为主,砂岩单层厚度明显较小,反韵律沉积序列较大,反映出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和河口坝的沉积特征(图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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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图 图 6 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典型三级层序测井响应特征 Fig. 6 Log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sozoic typical third-order sequence in Halahatang-Hade area, Tarim Basin |
受周缘老山隆升的影响,沉积物供应和盆地可容纳空间出现差异,致使盆地的总体地貌形态发生了改变(图 7),特别是沉降中心的迁移,是决定物源推进方向转变的根本原因。塔里木盆地中生代早期为前陆盆地,盆地北缘天山山脉隆升明显[26-27],在天山前形成了下降明显的前渊(库车坳陷)、前隆(塔北隆起)和盆内坳陷(北部坳陷)的古地貌格局(参见图 1、图 7a)。受此古地貌格局的影响,在天山山前的前渊地区形成了近源的粗粒冲积扇三角洲沉积,而在前隆地区因挤压抬升而形成局部高地,形成较小的局部物源和沉积体系。在盆地东部前隆地区前渊收窄,前隆与逆冲带相接,沉积物越过前隆地区直接向盆内的坳陷地区推进,是该时期盆地的重要物源,形成了一套三角洲沉积体系。该沉积体系与前隆地区近平行或低角度相交,总体上呈北东—南西方向(图 7a)。三叠纪晚期,天山隆升变弱,盆地受挤压作用减弱,山前前渊的沉降和前隆的隆升减弱[26-27],盆地逐渐连成一体,呈缓慢下沉的整体沉降趋势。特别是天山逆冲作用后前隆地区由隆升转换为沉降,沉降程度超过盆内沉降区,从而使盆地的沉降中心北迁,成为盆地新的沉降中心,盆体整体进入到坳陷期,地貌格局呈总体沉降的特征(图 7b)。天山的逆冲隆升的减弱也造成了其抬升减弱,剥蚀量快速减少,从而提供物源的能力减弱,沉积物只能推进到山前地区。同时期南部古特提斯洋的增生,造成南部的昆仑山隆升加大[19, 28],南部的物源加强,沉积物物源由北向南迁移,造成三叠纪晚期盆地物源逐渐从北东—南西方向转为侏罗纪的南东—北西方向到白垩纪的南—北方向。进入到侏罗纪后,南部特提斯洋活动加强,造成昆仑—羌塘地块的进一步抬升,研究区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古地貌格局(图 7c),东南部的物源进一步加强,物源供应能力加强,最终使湖盆的水体进一步减小;随着昆仑—羌塘地块的继续隆升,同时受天山前隆阻隔的影响,盆地水体加速减小,沉降中心向北东方向移动,研究区表现为“南高、北低、东北更低”的古地貌格局(图 7d),此时物源方向从南东方向转换为正南方向,与上述物源分析结果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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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图 图 7 塔里木盆地塔北地区中生代不同时期古地貌 Fig. 7 Paleogeomorphic map of different periods of Mesozoic in northern Tarim Basin |
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物源转换对地层厚度分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下三叠统俄霍布拉克组沉积时期,地层整体自北向南逐渐增厚,沉积中心(地层较厚区域)位于超出了研究区范围的南部地区(图 8)。中三叠统克拉玛依组沉积时期,随着沉积中心的北迁,天山山前前渊的沉降和前隆的隆升减弱,物源供给逐渐减弱,沉积中心也向北迁移(图 8)。进入上三叠统黄山街组沉积时期,天山逆冲隆升的减弱造成了其抬升减弱,剥蚀量快速减少,提供物源的能力进一步降低,沉积物推进能力进一步减弱,沉积中心进一步北迁至YM4井和JY402井附近(图 8)。侏罗系阳霞组沉积时期,随着南部古特提斯洋的增生、昆仑山隆升的加大,东南部大量的碎屑沉积物进入研究区,地层整体自南向北逐渐增厚,沉积中心北迁至HA602井和QG4井附近(图 8)。进入白垩纪,随着昆仑—羌塘地块的继续隆升,南部碎屑沉积物物源的供给进一步增大,同时受天山前隆区阻隔的影响,白垩系舒善河组、巴西改组和巴什基奇克组沉积时期的沉积中心维持在JY402井和RP7004井附近(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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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图 图 8 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地层发育特征(剖面位置见图 1) Fig. 8 Stratigraph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Mesozoic in Halahatang-Hade area, Tarim Basin |
物源供给方式、性质以及搬运方向是决定沉积体系展布的重要因素,研究区中生界物源转换也对沉积体系展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三叠纪,研究区物源来自东北部天山造山带,发育北东—南西方向的三角洲沉积体系(图 9a),三角洲平原为厚层的河道砂体和薄层的岸后沼泽沉积,测井曲线表现为齿化箱形(参见图 6a);自北东向南西方向依次发育三角洲前缘和深水湖泊沉积,岩性主要为薄层的水下分流河道和河口坝砂体及分流间湾泥岩,测井曲线表现为漏斗形+箱形+钟形;深水湖泊则为大套厚层的灰黑色泥岩,测井曲线表现为直线形(参见图 6a、图 9a、图 10a)。侏罗纪,研究区物源主要来自南部昆仑山造山带,发育南东—北西向的三角洲沉积体系,自南东向西北方向依次发育河道较少的泛滥平原、河道较多的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和浅水湖泊沉积(图 9b);泛滥平原河道发育较少,以岸后沼泽为主,测井曲线以齿形为主,局部层段见箱形或钟形的河道沉积;三角洲平原以厚层叠置箱形的河道为主,局部为岸后沼泽泥质沉积;三角洲前缘砂体厚度较三角洲平原有所减小,且出现一些反韵律沉积序列,测井曲线表现为齿化箱形+漏斗形;湖泊沉积以厚层的灰色泥岩为主,测井曲线表现为齿化直线形(参见图 6b、图 9b、图 10b)。白垩纪,研究区物源主要来自南部昆仑山造山带,发育南北方向的三角洲沉积体系,自南向北依次发育泛滥平原、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和浅水湖泊沉积,受昆仑—羌塘地块的持续隆升、物源供给进一步加大的影响,侏罗纪三角洲体系主体向北推进得更远(参见 图 6c);泛滥平原以发育少量的河道为特征,测井曲线以齿形为主,局部为箱形或钟形;三角洲平原以厚层叠置的河道砂体为特征,测井曲线以叠置箱形为主;三角洲前缘以砂泥岩互层为主,测井曲线表现为漏斗形+箱形+钟形的组合特征;湖泊沉积以相对较厚的灰色泥岩为主,测井曲线表现为齿化直线形(参见图 6c、图 9c、图 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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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图 图 9 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典型三级层序沉积体系展布特征 Fig. 9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dimentary systems of the Mesozoic typical third-order sequence in Halahatang-Hade area, Tarim Ba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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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图 图 10 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界典型三级层序砂体发育特征(剖面位置见图 9) Fig. 10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and bodies of the Mesozoic typical third-order sequence in Halahatang-Hade area, Tarim Basin |
物源供给方式、性质以及搬运方式制约了砂体的发育方向以及砂体的发育程度。三叠纪,物源主要来自北东方向,其砂体呈北东—南西向展布(图 10a),其中东北部主要为三角洲平原的河道砂体,单层砂体厚度为20~50 m;西南部主要为三角洲前缘的河口坝+水下河道砂体和湖泊的滩坝砂体,单层砂体厚度为5~40 m,通常与厚层泥岩互层,尤其是三角洲前缘向湖泊延伸的指状砂体是岩性油气藏勘探的重点区域,即三叠系岩性油气藏勘探区域位于研究区西南部。侏罗纪,物源方向发生了转换,沉积物充填方向为南东—北西方向,其砂体发育显示为南东—北西方向展布(图 10b),其中东南部主要为三角洲平原的河道砂体,单层砂体厚度为10~40 m;西北部主要为三角洲前缘的河口坝+水下河道砂体,单层砂体厚度为4~20 m,通常与三角洲前缘分流间湾和湖相泥岩呈指状相交,是岩性油气藏勘探的主要区域。白垩纪,物源方向转变为南北方向,其砂体呈南北向展布(图 10c),其中南部主要为三角洲平原的河道砂体,单层砂体厚度为10~50 m;北部主要为三角洲前缘的河口坝+水下河道砂体和湖泊的滩坝砂体,单层砂体厚度为5~40 m,通常与三角洲前缘分流间湾和湖相泥岩呈指状相交,是岩性油气藏勘探的主要区域。
4 油气地质意义砂体的分布样式及侧向连续性对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影响。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整体上是一个大的单斜构造背景,南高北低,基本上不发育大型的正向构造[11, 29],发育的断层主要是小规模走滑断层派生的小型断层,因而很难形成断块油气藏。有利于成藏的是微构造油气藏或者是岩性-构造油气藏,因而砂体展布与断层的匹配关系及成藏关系密切。研究区油气主要源自于深部寒武系和奥陶系古油藏泄漏的油气,油气直接从下部油藏内地层沿断层进入上部的圈闭成藏,断层与砂体的匹配关系造成局部的小型断裂-岩性侧向封堵是成藏的主要类型[30]。当断层与砂体走向一致时,易于将砂体整体切开,形成侧向遮挡的断层-岩性圈闭;当砂体的走向与地层的倾向相一致时,有利于在砂体上倾方向岩性尖灭成藏;当砂体呈局限不连续的条带时有利于侧向封堵而成藏;当砂体沉积推进方向与构造上倾方向相一致时,更有利于砂体在上倾方向的封堵而成藏。研究区构造南高北低,断层呈北西—南东向雁行状展布,一般展布长度在数百米至数千米。三叠系砂体为正常三角洲砂体,砂体由北东向南西方向沉积,砂体相对较窄,砂体走向与构造走向斜交,尖灭方向与地层构造上倾方向大体一致,断层与砂体走向斜交,因而有利于成藏。侏罗系和白垩系砂体为浅水三角洲砂体,在南部平原地区砂体厚度大,连片性强,难于形成侧向岩性变化的封堵,难于成藏。在北部前缘地区,分流河道间由湖相泥岩隔开而砂体呈条带状,可形成侧向遮挡,从而为形成岩性圈闭提供了条件。但由于砂体走向与断层的走向一致,不利于断层将砂体从沉积走向切割开。砂体在上倾方向为沉积物源方向,也不利于上倾方向的遮挡,影响了岩性圈闭的形成,因而只有在砂体走向偏转与断层形成较好匹配时才能形成较好的圈闭。从研究区的沉积物源与沉积特征分析,最有利的岩性油气藏勘探层位为三叠系,其次是北部地区的侏罗系和白垩系。
5 结论(1)轻矿物和重矿物证据、地层的砂地比、地震属性特征及测井相应特征均显示,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代物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沉降中心和沉积中心均从研究区的南部跃迁到北部,北部天山隆升的减弱与南部昆仑山隆升的加剧是此次物源转换的主要原因。
(2)塔里木盆地哈拉哈塘—哈得地区中生代物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沉降中心和沉积中心均从研究区的南部跃迁到北部,北部天山隆升的减弱与南部昆仑山隆升的加剧是此次物源转换的主要原因。
(3)三叠纪,研究区物源主要来自东北部的天山造山带;侏罗纪和白垩纪,物源主要来自东南部和南部的昆仑山造山带,北部天山造山带的物源对研究区碎屑沉积物充填的影响较小。
(4)三叠纪,研究区发育了一套北东—南西向的辫状河三角洲—深水湖泊沉积体系;侏罗纪,主要发育了一套南东—北西向的辫状河三角洲—浅水湖泊沉积体系;白垩纪,主要发育了一套南—北向的辫状河三角洲—浅水湖泊沉积体系。
(5)三叠纪,砂体叠置样式的前积方向主要为北东—南西方向,有利的岩性油气藏勘探区域位于研究区西南部;侏罗纪和白垩纪,砂体叠置样式的前积方向主要为南东—北西方向和南—北方向,有利的岩性油气藏勘探区域位于研究区西北部和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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